为什么奖赏会伤人

当你还是孩子时,你会观察到成年人在工作。爸爸妈妈穿上工作服,似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就像在玩假装游戏,每天早上,在穿衣镜前,将快乐的“私人自我”脱下来,收拾妥当,叠放在衣架上,然后套上严肃的“工作自我”出门上班。偶尔,大人们谈起工作,总是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你不懂,工作哪有不累的?”“为什么还要工作?还不是为了那点工资(养你这个吃货)!”

在大人眼里,哪有不累的工作?工作首先是解决温饱问题,其次才是个人发展;只有极少数时间属于真正的快乐。那些奖励,如各类奖金与福利,足以让大人们高兴一阵。

是啊,工作哪有不累的。小孩带着疑问,背着书包去上学。奇怪的是,在学校,他们也会观察到类似模式:学习哪有不累的。学习首先是解决未来进一步受教育的问题,如考上大学;其次才是个人成长;只有极少数时间属于兴趣。大人们将自己世界中的模式,理所当然地迁移到孩子的世界中来:“写完家庭作业,才可以玩游戏、看电视或课外书。”小孩喜欢的娱乐,就像大人的领导给他们的奖金,那是给孩子们的奖赏。

就像是一场交易。你付出社会认可的辛劳,奖赏随之降临。反之,则是惩罚。随着人类社会日趋温和,战争与暴力日益减少,惩罚日渐隐蔽。渐渐地,社会已经习惯用表扬、声望、金钱、奖品与排行榜等各种奖赏来与你交易。人们相信付出它们,就会“买”回期待的行为结果,如听话的下属或孩子。

你已习惯的这种交易正常吗?工作与学习必须很辛苦,必须用奖赏来刺激吗?人类真的是斯金纳箱中的小白鼠,给予反复正强化的奖赏,期待的结果就会自然而来?

在挑战陈腐观念时,心理学史上总是少不了初出茅庐的心理学家。这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刚刚毕业的心理学博士德西(E.L. Deci)。他设计了一个实验,让实验参与者玩一个趣味智力游戏——索玛立方体(Soma cube)。这是一个类似俄罗斯方块的嵌套游戏,玩家需要将七个索玛方块拼成图纸上指定形状。

德西将玩家分成A、B两组,他们都使用同样图纸,分别把这个游戏玩上三天。每次他都骗实验对象,你需要玩三次。结果,在玩到第二次时,他就放玩家鸽子,说,现在不得不暂时离开实验室10分钟左右,去录一下数据。实验室中还摆放了《时代周刊》《纽约客》和《花花公子》等杂志。他们可以继续玩,也可以看看杂志。

当然,德西没有离开实验室,只是躲在实验室镜子后偷窥。镜子是单面镜,德西能看到玩家,玩家看不到他。德西偷偷观察玩家们在等待期间,是会继续玩,还是立即去看杂志。A、B两组都这么处理,唯一区别是德西会在第二天,奖励A组1美元(等于今天的5美元)。

德西溜走之后,第一天,A组与B组差异不大,两组玩家都继续玩了三五分钟;第二天,与大家猜想的一样,拿到奖励的A组玩得更久,他们都超过五分钟。然而,第三天发生大逆转:与第二天相比,之前拿到钱的A组只玩了较短时间,相反,一直没拿钱的B组反而玩得更久。

在心理学史上,德西是第一个设计实验,成功证明金钱等外部奖励对动机造成伤害的学者。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马克·莱普(Mark Lepper)1973年也在一个针对儿童的实验中发现了类似的研究结论。特蕾莎·阿马比尔(Teresa M. Amabile)则于1985年通过研究证实,用金钱等外部方式鼓励创意,反而会扼杀人的创造力。

不仅实验室研究发现奖赏会伤人,来自真实生活的调研也证明这一点。比如在企业里也发现大量类似结论,对非盈利组织研究表明,绩效工资制度会降低员工自主性与内在动机。同样地,在学校里,受外部动机驱使的学生,成绩往往比受内部动机驱使的学生差,尽管差异并不是很大。习惯假装游戏的青少年或者员工,会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出一个“假我”,在不同情景下表现出相互矛盾的心理品质。

在上世纪90年代,“奖赏的惩罚”这一概念引起了不少争论,因为这与当时多数假装着在努力学习或工作的人的常识不符,但这些争论的结果却是,外部奖励会削弱内在动机。这场争论也使得“自我决定论”,这种聚焦于个人激发与自我决定的动机心理学理论,令人信服地领先于该领域其他研究模型。

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如何才能去做喜欢的事》(How to do what you love)一文中写道:“最危险的谎言来自孩子的父母。如果某些人选择无聊的工作是为了让全家人生活得好一点,很多人也真是这么做的,那么他们的孩子很可能受其影响,也认为工作挺无聊的。如果父母能多为自己考虑,教出来的孩子反而会好一些。热爱工作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昂贵的房子无法带来的。”人生的动力不应从外部寻找,而是内在建构的。你需要给生命赋予意义,培养更适合自己的动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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