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是什么》推荐序:人生标准九

今年给三本经典认知科学读物写了推荐序,近期第一本正式上市了,是弗林教授的《智力是什么——超越弗林效应》一书。是的,就是三十年前,引发了认知科学史上智力大争论的弗林效应。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智商测验的分数逐年显著提高,这一现象被称作「弗林效应」。弗林教授正是弗林效应提出者。在这本经典作品中,他描绘了一副新的人类智力图谱,阐述了智力到底是什么,以及现有智商测验的缺陷。我写的封底推荐语如下:

人类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吗?是的。智力可以提高吗? 当然可以。不仅如此,如果你将智力看做一成不变,还会阻碍学习。就像欧洲中世纪信奉地心说的人们一样,当下人类智力观还停留在地心说时代,认知科学家们正在发起 21 世纪新的智力革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智力革命中,弗林是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正是弗林效应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智商测验的问题以及人类智力本质。欢迎你阅读此书,从智力的地心说时代步入日心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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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吗?在这个牛人辈出的世界,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吗?

1984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一位年已五十的心理学家在新西兰一所高校翻阅数据。他收到同事发来的荷兰两代十八岁少年的智商测验结果。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相同的测验,那些1982年的孩子的得分,比1952年的得分高多了。人类是否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这位心理学家好奇地给同行们发了封邮件,向全世界各地的研究者申请数据。综合来自不同国家的数据后,他发现了一个人类智商变迁的小规律:

每年智商提高0.3%左右,每十年提高三到五分左右。每三十年提高十二到二十个点左右。

这就是著名的弗林效应(Flynn effect)。这位好奇的心理学家就是弗林(Flynn)。1987年,弗林收集14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智商数据,在《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发表论文《Massive IQ gains in 14 nations: What IQ tests really measure》。

当时恰逢美国反思教育平等与种族主义的高峰期。另一位心理学家理查德(Richard J. Herrnstein)与合作者1994年出版了一本智商专著:《钟形曲线》。理查德在书中提出 1)低智商人群容易出现各类犯罪与反社会行为;2)相对于白人与东亚人,非裔美国人各项智商测试成绩越来越低;3)美国最低智商人群是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区等。因此,作者们宣称:1)智商测验测试的特质是可靠的;2)这些特质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稳定且难以改变。

这样的结论,在今天看来纯属胡说八道,因为理查德的结论容易推论:白人必然比黑人高明。但在当时,理查德们更在书中公开建议:减少外国人移民到美国,避免全国平均智商降低。

《钟形曲线》一出版即为畅销书。黑人与白人是否真有先天差异,成为美国当时热门议题。弗林效应在这个公案中,也经常被各路板砖人士引用。但与理查德相反,弗林是一个坚定的种族平等主义者,研究智商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种族平等观念。毕竟人类越来越聪明,凭什么阻止黑人移民呢?凭什么相信黑人的智商不如白人呢?凭什么不给黑人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呢?凭什么不能相信黑人智商在更好的教育环境下会提升呢?

解释弗林效应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以往弗林提到的环境改善、生育技术改善、教育与对智商测验的熟悉之外,在他2011年新作《智力是什么?——超越弗林效应》与2012年新作《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吗?》中,弗林日益相信一种新解释,就是那些1%的由基因带来的智商卓越的人,会主动去寻找更多新鲜刺激、更复杂的多元化工作环境,慢慢地,这些1%的遗传优势扩大为99%的优势,遗传给下一代,通过个体指数在个人层面扩大,通过社会指数在社会继续扩大。

什么是标准九?

成为历史公案焦点的「钟形曲线」是什么呢?它就是被高斯、高尔顿等无数人誉为上帝曲线的正态分布曲线。达尔文表弟高尔顿叹道:「我几乎不曾见过像误差呈正态分布这么激发人们无穷想象的宇宙秩序」。如下图所示:

Bell Curve

「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曲线,因形状似钟形,被称之为钟形曲线;又因被高斯首先用数学证明,也称为高斯分布。如果有机会让我们穿越到1809年,与高斯一起玩个高明的思想游戏:假设上帝是个苦逼的造人实验科学家,他进行大量造人实验。每次实验结果都会出现误差,比如人类的智商、身高、胆固醇含量等,那么这些误差将如何分布呢?

高斯,这位站在上帝旁边的宇宙观察者总会发现:无论上帝造人实验结果怎么偏差,一位「好」的人,必然是趋近算术平均值的。那么反过来,我们推导这些误差分布,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误差分布的极大似然值必然就是等于算术平均值。当已经明确知道,人类的智商、身高、胆固醇的误差分布的最终走向是算术平均值,那么,反过来推导出正态分布的公式就变得容易了。

继续沿着历史长河漫溯,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这个年代正是心理学大出彩的年代。当时美国军队普遍采用心理测验选拔将士,如何提高心理测验结果的易读性就成为刚需。首先是美国军方采用标准九体系来表示测验分数,接着,心理学家开始普遍将人格测验、智商测验的结果解释降级为个位数,即标准九体系。

什么是「标准九」(Stanine)?它是将正态分布曲线划分为九个部分,平均值为5,标准差为2,除了标准一与标准九两级之外,各个分数的范围全部都是半个标准差。如下图所示:

Stanine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测验结果,心理学家对普通用户解释时,不用说你的「宜人性」是68分,而是说你的「宜人性」是7分;不用说你的智商是115,而是说你的智商是7分;用户马上就明白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其次,它能让我们更好地整合不同来源的测试结果。一般来说,在平均数加减两个标准差以内的是正常群体,在此之外是需要格外注意的极端值。最后,它更符合大脑是个认知吝啬鬼的习惯。我们难以清晰地认识到智商135、100分的孩子有什么差异?但是,标准九与标准五的孩子区别一目了然。

社会比较会带来什么影响?

标准九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一般来讲,拿到标准七分(以下简称为标准七)以上的那批人只有极少数,拿到标准八的人只有7%,拿到标准九的人只有4%。事实上,大多国家的教育却不是按大多数普通人标准制定,而是精英导向。为什么要让标准五的人与标准九比较,让标准五努力成为标准九?

事实上,人类进化史长达三百万年,进化出阅读与教育功能的时间仅有数千年。我们大脑的阅读功能并不是事先就在几十万年前被设计好,而是原本的大脑机制拥有进化出阅读的可能性。阅读进化,继而进化处整个人类社会的教育制度。所以,今天的阅读与教育就必然受到既有的局限。人类教育体制设计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解放家长时间,使得多数家长不受孩子拖累,有大段充分的白天时间从事捕猎、繁殖、战争、交易到科研、艺术等各项社会活动,避免年青一代与年老一代抢同样的时间与同样的地盘;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创造一种社会比较氛围,提供丰富的社会刺激与多变的环境,使得那些聪明的基因能够继续保留,并变得更聪明,从而推动人类整体的继续进化。

什么是社会比较?它来自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概念。一般划分为:平行比较(与那些与自己差不多的人比较,比如,一个标准五与一个标准五比较);向上比较(与那些比自己强的人比较,比如,一个标准五与一个标准八比较);向下比较(与那些比这些差的人比较,比如,一个标准五与一个标准三比较)。

人的自尊体系非常有趣。身处标准七,会自以为是标准八,会与更多标准八的人平行比较,但一般不会与标准九的人比较,这就是认知偏差中常常提到的过度自信偏差、乐观偏差等。一个极端的变式是心理学家杜宁(Dunning)与克鲁格(Kruger)在1999年的发现,在2000年荣获搞笑诺贝尔奖的杜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无能的人从不觉得自己无能,因为他们不具备识别自己无能的能力。杜宁们实验发现,那些成绩处于末尾12%水平的人会认为自己的成绩等级至少在67%,也就是身处标准三太久了,反而会认为自己是标准六。与此同时,那些能力更强的人往往会低估自己的能力,标准九们常常以为自己是标准七。

如果标准七的社交网络的前三层是标准九,那么,这位标准七会很受打击,很快将自己下移到标准六甚至标准五、标准四。而个当标准七在标准五区间呆久了,他会变得更有自信。另一个相反的极端是,标准七在标准八、标准九区间呆久了,会降低对自我评价。这就是教育心理学史上著名的大鱼小池塘效应(Big-Fish-Little-Pond Effect,简称为BFLPE效应)。心理学家Marsh在1995年进行了一项实验,将两组超常儿童,一组放在超常儿童组成的实验班;一组放在由普通儿童组成的普通班。一年之后,在普通班的超常儿童的学业自我概念(自我体验和反省的能力)显著强于实验班学生。

如果标准六比较幸运地遇到良师益友,他们处于标准八区间、性格友善、善于做榜样、正面鼓励人……那么原本的标准六会慢慢跃迁到标准七乃至标准八区间,这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

人的自尊体系会在不同领域反复经历这种跃迁或下降过程。这种反复反复的过程形成一个新的衡量心理健康的指标——韧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如果说人的心理健康可以用强度与韧性来形容。人的自尊体系多导向强度,而忽视韧性。那些韧性强的标准六能够意识到,自己在科研这样的领域可能能做到标准七,但是在艺术等领域只能做到标准三。这样,他们的动机强度适中、自尊体系的来回拉扯不会导致情绪崩溃。

韧性差的标准六,大多数会走向极端——在每个领域都伪装成为标准六甚至标准七标准八。心理不具备这种在不同领域来回拉扯的能力。整个人绷得很紧,表面上看是高自尊高成就动机,一旦在某个领域受到打击。这个打击还被社交网络前三层的人感知到了,那么,他会脆弱得失去动力,滑向标准四乃至标准二。比如,Alicke等人1997年发现个体应对消极的社会比较,会夸大优秀他人的能力,当你是标准七时,你常常不觉得标准八是天才;当你下滑到标准四时,你常常感叹标准八是天才。你会发现,社会上的天才总是那么多。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天才效应」(Genius Effect)。

如何成为更好的人?

除了选择不恰当的社会比较标准,比如,与盲人比阅读速度;或者逃避正常的社会比较,比如,故弄玄虚故作清高。我们还有哪些积极的选择?

从追求最优到追求满意

将自己的目标定在标准六、标准七附近的中高区间而非标准八、标准九这样的区间。这是一种极其符合心理科学原理的做法。西蒙将其称之为,做【满意的人—— Satisficer】,不要做【追求最优化的人——Maximizer】。

选择友善的集体智慧创作群体

参与人类智慧的集体进化,这是最简单的让自己变得更智慧的方法。如开放科学、开源软件、开源硬件这样的领域。法国哲学家利奥在《后现代知识》一书中写道:「知识的传播不再是为了培养能够指导民族走向解放的精英,而是为这个系统提供一些能在其体制所要求的实际岗位上合格地完成他们的角色的扮演者。」

探索「可能的自我」

拿到标准八的人只有7%,拿到标准九的人只有4%,这批人是如此少,但小时候的教育却是让我们去与这批人去比较。这怎么不可能行为瘫痪?!我们要避开进化带来的社会比较陷阱。在一个智慧加速进化的时代,牛人与牛人、大牛与小牛会非常频繁地短兵相接。很快,会将大量牛人拖下水,走下神坛。在这样的趋势下,一批人觉得标准八不过如此而已,于是继续活在自己小世界,因为自己的社会比较标准已经下放。另一批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从诉诸外界的标准改为对自己的要求。如欧洲社会心理学创始人莫斯科维奇所言:

我没有汽车,甚至不会开车。…首先要有一种尺度:某个人占据第一的位置,他就代表进步。您必须接受同样的尺度,尽量靠近第一位,否则您就是落后、欠发达的,等等。接下来,每一种需要都对应一种受到承认和贴好标签的东西:如果您没有这个东西,您的需要就没有满足。多么蹩脚的逻辑!

小结

社会上永远存在着一个「人比人」的问题。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悲伤,只会因为比周围的人更蠢而痛苦。

阳志平
201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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