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法立——中国写作之道
此文是在认知写作学四期上课期间的即兴灌水，给各位同学示范如何快写慢改。未来会收录在我的《文心三部曲》系列著作中。著述、讲学、翻译、外加写匠等人工智能写作辅助工具，均是我重续文统的尝试。召集志同道合者，我将其命名为新古文运动：以中国韩愈、桐城派的古典文体为骨干，兼容西方平克等人的古典文风，提倡简单、清晰的写作风格。
我开创的认知写作学师法古典文体。所谓古典文体，西方代表作是 Clear and Simple as the Truth ，此书即将由开智文库出版简体中文版。另一本代表作是认知科学家平克的大作 The Sense of Style ，我正在写中文版推荐序，即将在大陆正式出版。 在中国此类流派则是从诗经到韩愈到桐城派再到曾国藩。
曾国藩推崇桐城派；桐城派推崇韩愈；韩愈则发起古文运动，向《诗经》、《论语》、《左传》与《史记》学习写作。那么，他们有什么主张呢？ 这就是文成而法立，言出而法随。诗经如此。韩愈如此。桐城派亦如此。曾国藩还是如此。
文成法立，与中国文字与声音相互脱节有关。在《诗经》中，先有优美诗歌，才有诗歌句法。文字在前，规则在后。作品在前，赏析在后；自然在前，句法在后。这是中国写作源头一开始就讲究的。到了韩愈则是气盛则言辞皆宜，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到了桐城派，敷衍出义法之说，辩论文与法。
什么叫义法？简而言之，中国文人一向追求文以明道，将写作视之为安身立命之所。命在哪里？易经那里。你可以将《易经》理解为古代版的《黑天鹅》，告诉先民如何应对小概率随机事件，天惶惶，地荒荒，天命在我，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可以理解为古代版的《灰犀牛》，告诉古人如何应对大概率伤害事件，如困惑中国数千年的洪水。
为了对抗命运，回归写作真意。桐城派领袖人物方苞在八股文盛行时，号召重回经典，向韩愈学习，提出义法之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写作，要言之有物，得有信息点；还得言之有序，组块得清晰，降低人们的认知负荷。 桐城派独得文采之秘。方苞以文章雅正著称。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认为：
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
为文者八，神、理、气、味是文章的精细活；格、律、声、色是文章的粗活。说完了桐城派。再说一下曾国藩。当年，三十岁出头的曾国藩，刚刚来到北京城厮混。当时的思想界跟今天类似，牛鬼蛇神横行，学派林立。曾国藩陷入思想混乱之中，不知道未来的路走向何方。他时而想成为一名作家，专攻辞章之学；时而想成为一名经世之才，专攻经济。还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专攻考据。那时的历史学家更像是公共知识分子，借考据之名，指桑骂槐，点评世道。当然，他还想成为一名思想家。那时的思想家跟今天也不一样，更多遵循宋明理学，可以区分为道统之传与自得之学。道统之传是儒家正统，自得之学需要提出一套自洽的思想体系，成功逆袭。历史上最著名的自得之学，正是阳明心学。
曾国藩挣扎在四种取向之间：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经世之才。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想成为：民科、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大 BOSS。大家想想看，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同时 hold 住四个方向？所以，曾国藩非常痛苦。他的学习、生活习惯还不好，抽大烟，乱读书。曾国藩自承，原本庸人，三十开悟。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开悟的呢？
一切变化来自当时坐镇京城的湖南大儒唐鉴。翻到百年前的曾国藩日记，可以找到历史上的这一重要时刻：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 又言：「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 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 又言：「为学只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辞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内。」 又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章，不外乎此。」 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 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 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 又言：「第要戒欺，万不可掩着」 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这段话也许是影响中国百年国运最重要的一段话。正是有了唐鉴的点拨，改变了曾国藩。之后，曾国藩又直接影响到乡邻毛泽东。这段师生对答，就是曾国藩开悟的转折点。当时曾国藩在北京所面临的信仰选择、学派选择，不同取向相互纠缠。然而，湖南大儒唐鉴用一个巧妙至极的框架，将社会上纷纷攘攘的各类思潮予以统一：天下学问，归于义理；义理归于反身戒欺。
三十岁出头的曾国藩接触的一切先进思潮，无不被这句话囊括。曾国藩顿觉昨日之种种，蔽若尘土，幻如朝露，皆虚妄也。 回头看，为什么义理、反身戒欺如此重要？这就是我反复说过的：写作是人类给自己发明的大时间周期的最小行动。人类是基因与模因奴隶的机器人，更喜欢抽大烟，而非坚持日课。唐鉴的反身戒欺，帮助曾国藩成为自己的主人。之后，曾国藩将其细化为修身十二法：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
当年的曾国藩非常激动，写了系列诗歌，来表达自己对往事的后悔，以及对未来的向往。这就是《杂诗九首》。我们先看看第一首。
早岁事铅椠，傲兀追前轨。张网挈陬维，登山追岌。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拟。三公渺如稊，万金睨如屣。肠胃郁千奇，不敢矜爪觜。稍待兰蕙滋，烈芬行可喜。岂期挝驽骀？前驱不逾咫。滔滔大江流，年光激若矢。春秋三十一，顽然亦如此。染丝不成章，橘迁化为枳，壮盛百无能，老苍真可耻！樗散吾所甘，多是惭毛里。
春秋三十一，顽然亦如此。三十一岁了，我还是如此，实在太对不起自己了。再看看最后一首。
谁能烹隽燕？我愿燎桑薪；谁能钓巨鳌？我愿理其纶。南涧笔苹藻，可以羞鬼神。大材与小辨，相须会有因。嗟余不足役，岂谓时无人！
虽然我不是大材，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亦能成器。他在写给另一位前辈的信件中，如此感谢唐鉴：
国藩以兹内省，早岁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嘐嘐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霤。顷观先生所为楹帖「道在存诚」云云，旨哉其闇然君子之言乎！果乎诚而不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镜海先生庶几不欺者也。
道在存诚！曾国藩从此步入正轨。文风承自韩愈与桐城派一派，推崇「为文全在气盛」。又如是说：
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
他对古典文体的继承，最典型的文论莫过于《湖南文征序》一文。试读开篇：
吾友湘潭罗君研生，以所编撰《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而属为序其端。国藩陋甚，齿又益衰，奚足以语文事？ 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请书而传请世，称吾爱恶悲份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排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非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
第二段第一句「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向中国写作最古老的源头「文成法立」致敬。同样，「约有二端：曰理，曰清」，又是致敬桐城派。之后曾国藩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立言文章八美：
尝慕古文章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类之一以副斯志。
句法有阴阳，文章亦有阳刚阴柔，阳刚之美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独得刚毅好强，一生屡败屡战。试看曾国藩论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大象》，最切于人。颐以养身养德，鼎以养心养肾，尤为切要。
从此，文品人品高度统一。至此，曾国藩找到了通往心灵自由之路。暨选录古今诗十八家，积攒社会资本，再建湘军，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多年后，又有后生小子毛泽东继承气势磅礴文风。这就是中国写作之道。文以明道，写作是洗心养气的学问，关乎自我修炼，文成可安身，可立命，可治学，可经世致用。
在《诗经》那个时代，它是文成而法立，言出而法随；在韩愈那个时代，是气盛则言辞皆宜；在桐城派那个时代，是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在曾国藩那个时代，是自然之文，也是文章八美。在认知写作学这个时代，是修辞以立其感，也是忧来生别离。
- 阳志平
- 2017-06-02